我是马云：一段人生，万千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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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我的人生底色与最初的梦想

童年与求学：不被看好的我，与英语结缘

我叫马云，1964年9月10日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家境算不上富裕 。若要用几个词来形容我的童年和求学时光，“顺利”二字恐怕是沾不上边的。小时候的我，在老师眼中大概算是个“顽童”，成绩也常常让他们摇头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所谓的“差生”经历，或许正是命运给予我的第一份磨砺。小学考重点中学，我考了两次；中学考大学，更是经历了三次沉浮 。尤其数学，简直是我的噩梦，我记得高考数学甚至只考过1分 。这些早年的挫败感，并没有将我击垮，反而让我过早地习惯了被拒绝，也明白了人生并非坦途，很多时候，你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去争取那看似渺茫的机会。

尽管学业上磕磕绊绊，但我却在不经意间为自己推开了一扇窗——那就是英语。大约从12岁起，我就莫名地对这门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杭州，西湖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于是，每天清晨，我会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风雨无阻地赶到杭州饭店附近，主动为外国游客免费做导游，唯一的目的就是能和他们说上几句英语，练习我的口语 。这样的日子，我坚持了整整九年。这九年的“西湖英语角”时光，不仅让我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接触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听到了各种各样新奇的观点。

我从那些萍水相逢的外国朋友身上学到的，远不止流利的口语，更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在冥冥之中，为我日后连接中国与世界埋下了伏笔。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但我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习路径，也提前感受到了世界的多彩与广阔。

三次高考，与成为一名教师

高考，对我而言，是一段漫长而曲折的征程，充满了汗水与不甘。前两次的失利，尤其是数学成绩的惨淡，一度让我备受打击 。我记得有一次数学只考了1分，另一次也仅仅是19分 。家人甚至劝我放弃，但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让我不愿就此低头。我坚信，努力总会有回报。1984年，我第三次踏入高考的考场。这一次，我的数学考了89分，虽然总分也只是勉强够上了杭州师范学院外语系的专科线，学习的是外语外贸专业 ，但我知道，这是我坚持不懈、努力付出的结果。正如我后来常说的：“唯高考论是不行的，毕竟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命运和能力，但努力还是要强调的。如果我考不进大学，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进入杭州师范学院，我仿佛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我的英语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也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凭借着热情和一些组织能力，我先后当选为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后来又成为了杭州市学联主席 。这些经历，无疑锻炼了我的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以及公开演讲的胆量，也让我初步体会到了什么是领导力——那不仅仅是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1988年，我顺利毕业，获得了英语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现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基础部，成为了一名英语及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 。虽然高考之路充满坎坷，但我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学习和锻炼自己。

学生时代的领导经历，让我明白，即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尖子生”，也同样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展现自己的价值，并为他人服务。这种不以单一标准衡量成功的理念，也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用人观。

我眼中的“老师”：塑造我一生的角色

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六年执教生涯，是我人生中一段极其宝贵且难以忘怀的时光 。虽然当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的工资非常微薄，每月仅有110元人民币 ，生活上并不宽裕，但我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爱。我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学生们的出勤率常常是全校最高的。我从不点名，因为我相信，真正吸引学生的是课程的内容和老师的激情，而不是冰冷的纪律约束 。在课堂上，我不仅仅传授英语知识和国际贸易的理论，我更喜欢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和学生们探讨做人的道理，分享对世界的看法。我希望他们不仅学到知识，更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后来阿里巴巴的许多骨干成员，比如戴珊，就是我当时的学生 。看到他们的成长和后来的成就，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常常说，我骨子里就是个老师，这是我最喜欢的职业 。老师的职责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发现人才，点燃学生的梦想，并鼓励他们超越自己。这种理念，后来也被我带到了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之中 。我曾说过：“我觉得自己没有一天停止当老师。我把在杭州师范学院学到的，自己当老师的所有经验、经历带到了阿里巴巴。”

即便后来创办了企业，面临着商场上的种种挑战，我依然习惯用老师的视角去看待我的团队，我的客户，乃至整个商业生态。我深知教育对一个人的深远影响，它不仅塑造了我的知识结构，更塑造了我的价值观。我明白努力的重要性，也理解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潜能和命运轨迹 。这段教师经历，让我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如何激发他人的潜力，如何建立信任，这些都成为我日后创业过程中最宝贵的财富。它让我明白，领导力并非高高在上，而是服务与成就他人。

第一章：触网——推开世界的一扇窗

西雅图的震撼：第一次“看见”互联网

命运的转折，往往发生在不经意间。1995年，我的人生轨迹因为一次偶然的美国之行而彻底改变。当时，我受浙江省交通厅的委托，前往美国催讨一笔债务 。那笔钱最终未能如愿要回，但我却意外地闯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让我心潮澎湃、目眩神迷的领域——互联网 。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在西雅图，我一个朋友的家里，他向我展示了这个神奇的“网络”。坦白说，在去美国之前，我对电脑几乎一窍不通，甚至可以说是“电脑盲” 。当朋友鼓励我在雅虎的搜索框里输入点什么时，我小心翼翼地敲下了“beer”（啤酒）这个词。搜索结果出来了，屏幕上显示了来自德国、美国的各种啤酒品牌，琳琅满目。但令我感到困惑和惊讶的是，我没有找到任何关于中国啤酒的信息 。我又尝试搜索了其他一些与中国相关的词汇，结果依然寥寥。那一刻，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互联网上，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信息，中国的产品、中国的企业，在这片新兴的虚拟大陆上，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个发现让我既震惊又兴奋。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当时在国内与朋友合伙开办的海博翻译社。何不利用这个神奇的工具，为翻译社打个广告呢？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将翻译社的介绍信息放到了网上。记得那是上午10点左右完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到中午12点前，我就收到了6封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它们分别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邮件的内容大同小异，都表示这是他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第一条来自中国商业公司的信息，并对我们的服务表示了兴趣 。

那一瞬间，我感到血脉贲张，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涌遍全身。我脱口而出：“这里有大大的生意可做！” 。我意识到，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新奇的工具，它更是一座潜力无限的“金矿” 。这个意外的发现，这个在异国他乡的“第一次触网”，彻底点燃了我内心的创业火焰，也为我日后的人生道路，开启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窗。

创办中国黄页：在质疑中摸索前行

从西雅图回到杭州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互联网的魔力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我。我做出了一个在当时许多人看来非常疯狂的决定：放弃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担任英语教师的稳定工作，辞职下海，投身到那个虚无缥缈却又让我充满无限遐想的互联网世界 。

1995年春天，我和妻子张瑛，还有一位朋友，共同凑了些钱，创办了我的第一家互联网公司——“中国黄页”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中国企业的资料放到互联网上，让国外的客户能够通过网络找到中国的供应商。这在今天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商业模式，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那个年代，中国能接触到互联网的人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甚至连“互联网”这个词都没听说过。我记得，为了向潜在客户展示我们的服务，我不得不将制作好的网页从美国通过EMS寄回来，然后打印出来，再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这些信息在遥远的互联网上是可以看到的 。可想而知，很多人都用一种怀疑甚至看骗子的眼光看着我，觉得我是在编造天方夜谭的故事 。

那段日子，我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解释什么是互联网，互联网有多么神奇，如何能帮助他们的企业走向世界。我常常被人当成“骗子” 。

我去工商局注册公司的时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向工作人员解释什么是“互联网公司”，他们翻遍了字典也找不到这个词，最后，我们只好注册了一家名为“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这大概是杭州第一家以“电脑资讯服务”为名义的互联网公司了 。尽管面临着资金的匮乏、技术的不成熟以及外界普遍的质疑和不理解，但我内心深处始终坚信，互联网代表着未来，它必将深刻地改变商业乃至整个社会。

我记得在北京推广中国黄页时，夜晚，我独自一人站在长安街头，看着车水马龙和闪烁的霓虹灯，心中虽然充满了创业的艰辛和疲惫，但我暗暗对自己说：“互联网不是一个骗局。再过几年，北京不会这么对我，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这种信念，支撑着我在迷茫和困顿中摸索前行。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推广一个全新的理念和商业模式是何等艰难，但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布道式”的推广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口才、韧性和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洞察力。

“骗子”的标签与北京的历练

创办“中国黄页”的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段激情燃烧但也充满艰辛的岁月。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除了资金和技术，更多的是人们观念的壁垒。在那个互联网远未普及的年代，我向企业推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甚至很多人闻所未闻的“网上主页”，被视为“骗子”几乎是家常便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中国黄页也开始为一些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订单，证明了互联网的价值 。

然而，随着业务的发展，我们与当时的合作方杭州电信在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向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他们更看重眼前的盈利，而我则着眼于互联网长远的潜力，希望能像养孩子一样培育这个新兴市场，而不是急于让一个三岁的孩子去挣钱 。最终，在1997年初，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了中国黄页。我将自己所持有的21%的股份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了公司，拿回了十多万元 。

虽然从商业结果上看，中国黄页的这次创业算不上成功，但它让我对互联网的理解更加深刻，也让我认识到，在中国做互联网，光有热情和想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这段经历也让我感悟到，“做企业，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去除。个人英雄主义最后反而会把企业给害了。” 这或许是我从第一次创业失败中得到的最宝贵的教训之一。

放弃中国黄页后不久，我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请。外经贸部（现在的商务部）正在筹建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EDI），希望我能加入 。于是，我带着最初跟随我的五个兄弟，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我们在北京租下了一个仅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开始了又一段艰苦的创业历程 。在那15个月里，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成功建立了一系列网站，包括外经贸部的官方站点、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负责运营的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在当时就实现了287万元的净利润 ，这在那个互联网普遍烧钱的年代，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也再次印证了我对电子商务模式可行性的判断。

在北京的这段时间，虽然我们拿着每月几千元的微薄工资，股份也迟迟未能落实 ，但我却积累了极其宝贵的人脉、资源，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了未来事业的方向 。通过外经贸部的平台，我结识了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并与国内外贸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这些经历，都为我后来创办阿里巴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首那段岁月，虽然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甚至带着些许“悲壮”的色彩，但我内心的那团火，那份对互联网改变世界的信念，从未熄灭。每一次的“失败”与“放弃”，都像是为下一次的起跳积蓄力量。

第二章：阿里巴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湖畔花园的誓师：十八罗汉的集结

在北京的历练让我对电子商务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强的信心。1999年初，我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开启一番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事业了。那年2月21日，一个我将永远铭记的日子，在我杭州湖畔花园小区的家里，我召集了17位与我志同道合的伙伴——他们中有我的同事、学生，也有我的朋友，再加上我的妻子张瑛，我们一共18个人，后来被外界称为阿里巴巴的“十八罗汉” 。

那天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房间里挤满了人，或坐或站，气氛有些凝重，也有些期待。我站在他们面前，慷慨激昂地讲了足足两三个小时 。我向他们描绘了我的梦想：我们要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一家能够服务于全球中小企业的伟大的公司。我告诉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我们的B2B（企业对企业）模式将为互联网服务模式带来一次革命！”

我深知创业的艰难，也清楚前路的风险。因此，我对大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苛刻”的要求：启动资金必须是每个人自己的“Pocket money”（闲钱），绝对不允许向家人和朋友借钱 。因为我预料到，我们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不希望因为我们的事业而拖累到无辜的亲友。我甚至用一种近乎悲壮的语气说：“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最倒霉的事情’。但是，即使是泰森把我打倒，只要我不死，我就会跳起来继续战斗！” 。

我还坦诚地告诉这群伙伴们，在未来的公司里，他们最初可能只能担任连长、排长这样的基层管理者，团级以上的干部，我需要从外部去“另请高明” 。我希望他们明白，我们要做的是一家着眼于未来的公司，需要不断吸纳更优秀的人才。尽管条件艰苦，前景未卜，但这群可爱的伙伴们，最终还是选择相信我，相信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凑了50万元人民币，这就是阿里巴巴最初的全部家当 。这50万元，承载的不仅仅是金钱，更是18颗滚烫的心和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那一刻，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种基于共同愿景和高度信任的团队凝聚力，成为了阿里巴巴日后披荆斩棘、不断壮大的基石。我深知，要成就一番事业，光有梦想是不够的，更需要一群同心同德、甘苦与共的追随者。

创业初期：激情燃烧与艰难求存

阿里巴巴的创业初期，可以用“激情燃烧”和“艰难求存”这两个词来概括。我们的第一间办公室，就是我在杭州湖畔花园的家，那套还散发着油漆味的公寓 。最多的时候，小小的空间里挤下了35个人 。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我给大家立下了规矩：所有员工必须在我家附近租房子，确保能在五分钟内赶到公司。工资待遇也谈不上优厚，大家都是一样的，每月500元人民币，而且最初的10个月里，我们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假 。我常常对团队说：“发令枪一响，你不可能有时间去看对手是怎么跑的，你只有一路狂奔！”

那段日子，我们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工作十六到十八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累了、困了，就直接在地板上席地而卧，稍作休息便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虽然条件艰苦，但整个团队却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大家挤在一起，讨论方案，解决问题，空气中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气息。有时候，看到大家实在太辛苦，我也会亲自下厨，为大家做几道家常菜，调剂一下紧张的工作氛围 。这种同甘共苦的经历，让我们这支初创团队拥有了非同一般的凝聚力。

“阿里巴巴”这个名字的由来，也颇具戏剧性。那是1998年底，我在美国出差时，在一家餐厅吃饭，脑海中突然闪现出“Alibaba”这个词。我随口问餐厅的服务员是否知道“阿里巴巴”，她回答说：“知道啊，芝麻开门！”。随后，我又在街上问了好几位路人，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一样的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太棒了！它不仅在各种语言中发音相似，朗朗上口，而且“芝麻开门”的寓意也非常好，象征着为中小企业打开财富之门。于是，我从一百多个备选名字中，最终选定了“阿里巴巴”。

至于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我在外经贸部工作期间，成功运营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的实践经验 。那个平台已经证明了B2B模式的可行性和盈利能力。我深知，随着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的中小企业对外贸出口的需求将空前高涨，他们迫切需要一个自主、高效、低成本的国际贸易通道 。而互联网，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工具。

我相信，阿里巴巴能够，也应该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走向世界，“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份强烈的使命感，是我们早期克服重重困难、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融资之路：蔡崇信的加入与孙正义的六分钟

创业的道路上，资金永远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阿里巴巴初创时那50万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在雄心勃勃的计划面前，很快就显得捉襟见肘 。正当我们为钱发愁的时候，一个对我、对阿里巴巴都至关重要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蔡崇信（Joe Tsai）。

1999年的某一天，Joe来到了我们湖畔花园的“办公室”。他当时是瑞典AB投资集团亚洲部的副总裁，拿着高达70万美元的年薪，可谓是标准的金领 。而我们呢？一群对未来充满憧憬但前途未卜的“草根”，连一家正式注册的公司都还没有。我向他描绘了阿里巴巴的愿景，我们对B2B模式的构想。没想到，就是这样一番在旁人看来或许有些“虚无缥缈”的畅谈，深深地打动了Joe。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优渥的待遇，加入我们这个前途未卜的团队，每个月只拿500块人民币的工资 。我至今都记得，当时我妻子张瑛怀着身孕，Joe带着他同样怀着孕的妻子来到我们家，告诉我们这个决定。我当时对他说：“你再考虑考虑，我付不起你那么高的薪水。”但Joe的决心已定。

蔡崇信的加入，对于阿里巴巴来说，其意义远不止一个优秀人才的加盟。他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的专业背景，以及在跨国投资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迅速弥补了我们初创团队在财务、法务以及公司规范化运作方面的短板 。可以说，是Joe的到来，让阿里巴巴从一开始就具备了现代公司治理的雏形，也为我们后续的融资铺平了道路。在他的主导下，1999年8月，我们获得了来自高盛等投资机构的第一笔5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其中也包括Joe的老东家瑞典AB投资公司 。这笔资金，对于当时的阿里巴巴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它不仅让我们度过了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国际顶级投行的认可和背书，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市场信誉。

紧接着，便是我与日本软银孙正义先生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会面。1999年10月，也就是我们拿到高盛投资的第二天，我应邀前往北京与孙正义先生见面 。坦白说，我当时并没有抱着向他融资的目的，因为我们刚刚完成了一轮融资，资金压力有所缓解 。我更多的是想与这位在互联网投资领域声名显赫的人物交流一下我对互联网未来的看法，听听他的见解。我们约在UT斯达康的楼上见面。孙先生的办公室外排着长长的队伍，都是等着向他寻求投资的创业者 。轮到我时，我向他阐述了阿里巴巴的愿景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整个过程，据我回忆，大概只持续了短短的6分钟 。就在这6分钟里，孙正义先生做出了一个令我震惊的决定——他要向阿里巴巴投资3000万美元。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数字太大了，我们可能用不了这么多钱，也会稀释太多的股份。于是，我只接受了其中的2000万美元 。孙正义先生的这笔投资，以及他对我们团队和愿景的这份近乎直觉的信任，对阿里巴巴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常常说，我一生中遇到过很多贵人，而蔡崇信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我曾公开表示：“我最感谢的人就是他（蔡崇信）” 。他的勇气、远见以及专业能力，是阿里巴巴能够从一个“草台班子”成长为一家国际化公司的重要保障。他的加入，让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伟大的梦想，需要有同样伟大的人才来共同实现。而孙正义先生的果断投资，则让我们在互联网的寒冬来临之前，储备了充足的“粮草”。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融资不仅仅是找钱，更是找认同你理念、愿意与你共担风险的合作伙伴。

雅虎的手：合作、学习与博弈

随着阿里巴巴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强大的资源来支撑我们的梦想。2005年，我们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雅虎。那一年，我们与雅虎达成了一项在当时看来极具震撼性的交易：阿里巴巴全面收购雅虎中国的所有资产，同时，雅虎公司向阿里巴巴投资10亿美元，并获得我们公司约40%的股权 。

这笔交易的谈判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了挑战。我记得，我们双方在很多关键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谈判几度濒临破裂 。就在这关键时刻，雅虎的联合创始人杨致远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马云，你能过来吗？我们一起喝点什么。” 于是，我飞往美国，在一家小小的日本餐馆里，杨致远点了一大杯清酒，我们一边喝，一边聊。他不断地向我阐述雅虎的优势，试图说服我。酒喝完了，这笔交易竟然奇迹般地谈妥了。我后来常常开玩笑说，那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贵的清酒” 。

我对杨致远先生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我眼中，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企业家，更是一位极具远见的投资者，甚至是“硅谷最棒的投资者之一” 。他很早就看好中国互联网的潜力，也看好阿里巴巴的未来。与雅虎的这次合作，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互惠互利的 。对阿里巴巴而言，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雅虎注入的10亿美元现金——这笔资金在当时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早期风险投资者希望退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与雅虎这样的国际互联网巨头合作，我们获得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和了解一家成熟的国际大公司的运作模式、管理经验以及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提升自身的企业文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当然，任何合作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雅虎中国的整合与发展，后来并没有达到我们最初的预期。有人将此归咎于整合过程中的水土不服，也有人认为是我对雅虎中国的本土化改造不够成功，未能使其真正融入中国市场的竞争环境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雅虎在中国什么时候不像雅虎就成功了。” 这句话或许道出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本土化运作的深层困境。后来，随着雅虎自身业务的调整和战略的转变，以及我们双方在董事会席位、支付宝股权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也一度产生了一些摩擦和争议 。

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与雅虎的这段合作经历，是阿里巴巴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它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商业环境中进行博弈，如何在合作中坚持自身的战略和利益，也让我们对资本的力量和跨国公司的运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些经验教训，都为阿里巴巴日后更加稳健地走向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章：迎战与拓荒——淘宝与支付宝的诞生

淘宝网的创立：与eBay的“长江鳄鱼斗鲨鱼”

就在阿里巴巴的B2B业务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个人电子商务市场（C2C）也开始风起云涌。2003年，全球电子商务巨头eBay通过收购当时中国领先的C2C网站易趣网（EachNet），高调进入中国市场，并且投入巨资进行市场推广，一时间声势浩大，大有席卷中国市场之势 。

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当时很多人都为我们捏了一把汗，觉得阿里巴巴在C2C领域恐怕难以与之抗衡。但我内心深处却燃烧着一股不服输的火焰。我深知，中国市场有其独特的复杂性和本土性，简单复制国外的成功模式往往行不通。我当时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话：“eBay可能是海里的鲨鱼，但我是长江里的鳄鱼。如果在海里打，我会输；但如果在长江里打，我一定赢。” 。这句话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我们基于对中国市场深刻理解后制定的本土化竞争战略的宣言。

于是，在2003年的春天，我们秘密地启动了一个全新的项目——淘宝网。这个项目的保密程度非常高，最初甚至不敢让阿里巴巴B2B团队的同事们知道，主要是担心会分散他们的精力，影响当时的“主战场”。淘宝网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迎战强大的eBay易趣，为中国的个人用户和众多小卖家打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更便捷、更便宜、更符合中国用户习惯的在线交易平台 。

我知道，这将会是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出其不意”和“聚焦本土”会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

免费策略的豪赌与本土化的坚持

面对eBay易趣在中国市场咄咄逼人的攻势，我们深知不能与其进行硬碰硬的资本消耗战。eBay当时主要的盈利模式是向卖家收取交易佣金和店铺租金 。经过深思熟虑，我们为新生的淘宝网制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具颠覆性，甚至是“疯狂”的竞争策略——“三年免费” 。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淘宝网将不向卖家收取任何交易费用，所有卖家都可以免费在淘宝上开店、发布商品。

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商业豪赌。因为“免费”意味着淘宝网在初期将没有任何收入来源，所有的运营成本都需要阿里巴巴集团来承担。当时，集团内部对此也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我坚信，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快速积累用户规模、培育用户习惯、建立市场壁垒，远比短期的盈利更为重要 。我们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吸引中国的卖家和买家，让他们能够以最低的门槛进入电子商务的世界。

除了“免费”策略，我们还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本土化的产品创新。针对中国用户在网络购物中对沟通交流的强烈需求，我们推出了即时通讯工具“阿里旺旺”，让买家和卖家可以在交易前、中、后进行充分的沟通，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也增强了交易的信任度 。我们始终将“客户第一”的理念放在首位，不断根据中国用户的反馈和使用习惯，去优化网站的界面设计、搜索功能、商品推荐等各个环节。

事实证明，我们的策略是正确的。淘宝网凭借其“免费”的巨大吸引力，以及更贴近中国用户需求的本土化功能，迅速赢得了大量卖家和买家的青睐。用户数量和交易额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而eBay易趣，虽然拥有强大的资本和国际经验，但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方面却显得有些水土不服，其运营模式和产品功能未能完全适应中国用户的需求和市场的快速变化 。

这场被誉为“长江里的鳄鱼”对阵“海里的鲨鱼”的战争，最终以淘宝网的胜利而告终。到2006年，eBay基本上放弃了在中国C2C市场的直接竞争，淘宝网则牢牢占据了中国个人电子商务市场的头把交椅 。这段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在商场上，尤其是在一个新兴且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敢于打破常规、勇于创新，并始终坚持以用户为中心，是取得成功的关键。

有时候，看似“亏本”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巨大回报。

支付宝的诞生：在无人区开辟道路

随着淘宝网的迅猛发展，用户数量和交易量节节攀升，一个新的、也是更为严峻的挑战摆在了我们面前——那就是在线支付和交易信任的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尚不健全，信用卡的普及率非常低，大多数人习惯于传统的现金交易或银行柜台转账。而网络交易所依赖的网银支付，不仅操作繁琐，用户体验差，更重要的是，买卖双方之间普遍缺乏信任 。买家担心付款后收不到货，或者收到的货物与描述不符；卖家则担心发货后收不到钱。

这种不信任感，像一道无形的屏障，严重制约了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货到付款的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问题，但其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且覆盖范围有限，远不能满足大规模在线交易的需求 。

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支付和信任这两大核心痛点，中国的电子商务，尤其是C2C模式，将很难有大的作为，淘宝网的未来也将因此蒙上阴影。我们必须找到一把钥匙，来打开这把困扰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锁”。

于是，在2003年，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脑海中酝酿成熟——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在线支付工具！这个想法在当时可以说是石破天惊。要知道，金融行业在中国是受到严格管制的特殊行业，我们作为一家没有任何金融背景的互联网公司，要去涉足支付领域，其难度和风险可想而知。当时，很多人都表示反对，认为这太复杂，风险太高，我们没有相关的牌照，这样做很可能是违法的，甚至有人警告我，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有牢狱之灾 。

我也曾尝试寻求传统金融机构的帮助。我亲自去拜访了多家银行，向他们阐述了电子商务对安全便捷支付工具的迫切需求，希望他们能够与我们合作，共同开发适合在线交易的支付解决方案。但遗憾的是，当时大多数银行对这个新兴事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兴趣，有的认为风险过高，有的则觉得投入产出不成比例，最终都婉拒了我们的合作请求 。

在传统金融机构那里“求助无门”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做支付的决心。我知道，这是一片无人区，前面可能布满了荆棘和陷阱，但为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未来，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必须去闯，去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这个决定，标志着支付宝的萌芽。

“如果有人要坐牢，第一个是我”

创办支付宝的决定，无疑是我创业生涯中最为艰难，也最具风险的决策之一。当时，我们面临着来自政策、法律、技术以及市场认知等多个层面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关于金融牌照的问题，更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没有牌照而从事金融业务，在当时的中国，是明令禁止的，一旦被认定为非法经营，后果不堪设想 。

我记得在2004年，我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聆听了一场关于“领导力”的演讲，其中一位演讲者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他说：“领导力就是责任（Leadership is about responsibility）。如果你坚信一件事情是对的，是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即便当下很多人不理解、不相信，你也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推动它，去实现它。” 这番话，如同醍醐灌顶，瞬间驱散了我心中所有的犹豫和彷徨，也让我对“责任”二字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从达沃斯回来后，我立刻给在国内的团队打了一个电话，语气异常坚定地告诉他们：“立刻，现在，马上上线支付宝！如果因为做这件事情，有人要去坐牢，那么第一个就是我马云。如果我坐牢了，你们就继续把它做下去；如果你们也因此坐牢了，那就再找人继续把它做下去！”

我知道，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但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相信，支付宝对于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对于建立一个诚信的在线交易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承担风险，就放弃去做一件正确并且意义重大的事情。

支付宝最初的核心功能，是我们独创的“担保交易”模式 。具体来说，就是买家在淘宝网购物付款后，资金并不会直接进入卖家的账户，而是先由支付宝平台进行托管。只有当买家确认收到货物，并且对商品感到满意之后，支付宝才会将货款支付给卖家。如果交易过程中出现问题，支付宝则会介入进行协调处理。这种模式，巧妙地解决了在线交易中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核心难题，为买家提供了购物保障，也为卖家规避了收款风险。

“担保交易”模式的推出，极大地促进了淘宝网的交易活跃度，也为中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扫清了一大障碍。支付宝的诞生，不仅仅是成就了淘宝网，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数字经济的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数以亿计用户的在线支付习惯。

回过头来看，我始终认为，当年做支付宝的那个决定，虽然过程异常艰难，甚至在某些方面并不完美，但它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我创业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决策之一 。它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发现商业机会，更是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风险，解决那些阻碍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

第四章：风雨中的坚守——危机与反思

2008年金融风暴：我们如何与中小企业共度寒冬

2008年，一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世界经济陷入一片萧条。这对于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订单锐减，融资困难，生存压力陡增。作为一家以服务中小企业为使命的公司，我们阿里巴巴对此感同身受，也深知肩上的责任。

在那段最艰难的时期，我多次在内部强调，阿里巴巴自身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我们拥有充足的现金储备，足以应对这场“经济寒冬” 。但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的客户——那些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在这场危机中纷纷倒下，那么阿里巴巴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 。因此，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抉择：越是在经济危机的关头，我们越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与他们共克时艰。这不仅仅是商业策略，更是我们“客户第一”价值观的体现。

为了切实帮助中小企业度过难关，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就是大幅下调了我们核心产品之一“中国供应商”的会员年费，从原来的每家企业每年6万元人民币，直接降低到了1.98万元人民币 。这意味着我们的利润将大幅减少。我记得，我当时在公司董事会上明确表示，在特殊时期，阿里巴巴第一季度的利润甚至可以为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全力以赴帮助更多的中小企业活下来 。因为我相信，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有未来。

同时，考虑到很多中小企业主在经济危机下需要更灵活地把握商机，我们还推出了移动版的“诚信通”产品，让他们即便不在办公室，也能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进行询价、报价和洽谈生意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的手段，降低他们做生意的门槛，提升他们的运营效率。

我始终认为，喊了多年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使命，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更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在金融危机最严峻的时刻，我们选择牺牲短期的利润，来换取客户的生存和长期的信任。那一年，我们的财务报表或许不那么亮眼，但我们却赢得了无数中小企业客户的感谢和口碑，这比任何利润都更加珍贵 。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整个市场弥漫着裁员、降薪的悲观情绪时，阿里巴巴却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不仅没有裁员，反而给全体员工发放了年终奖，并且给表现优秀的员工增加了工资 。我坚信，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给团队信心和温暖。只有我们的员工对公司充满信心，他们才能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客户，共同抵御这场经济的严寒。这次危机，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从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向商业基础设施转型的决心，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全面、更深入的服务 。回望那段风雨同舟的日子，我为阿里巴巴的选择和担当感到骄傲。

2011年诚信危机：“刮骨疗毒”的阵痛与价值观的重申

如果说2008年的金融风暴是来自外部的严峻考验，那么2011年初爆发的“诚信危机”，则是对阿里巴巴价值观的一次内部的、更为深刻的拷问。那段时间，对我而言，充满了痛苦、纠结和愤怒 。

事情的起因是，我们内部调查发现，阿里巴巴B2B公司的平台上，出现了部分“中国供应商”客户涉嫌欺诈国际买家的行为。更令我震惊和痛心的是，调查结果显示，有近百名B2B公司的销售员工，为了追求高业绩和高收入，竟然默许甚至协助这些欺诈客户签约上线 。这无疑是对我们一直以来所倡导的“诚信”价值观的公然践踏，也触碰了我们商业行为的底线。

我一直坚信，阿里巴巴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从未将追逐利润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而这个使命的基石，就是诚信。如果失去了诚信，阿里巴巴将不复存在。因此，对于这种内部腐蚀我们价值观的行为，任何的容忍和姑息，都是对那些真正诚信的客户、对那些坚守价值观的阿里人的背叛，甚至是一种犯罪 。

我们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捍卫阿里巴巴的价值观，哪怕这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经过艰难的抉择，我们做出了几个重要的决定：首先，将所有查实的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全部关闭，并提交司法机关进行调查 。其次，为了承担管理责任，阿里巴巴B2B公司的CEO卫哲和COO李旭晖引咎辞职 。我知道，卫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的离开对公司来说是一个损失，但面对如此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别无选择。

这个过程，我称之为“刮骨疗毒”。它确实很痛，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我坚信，一家伟大的公司，绝不能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我们可能会在对未来的判断上犯错误，但绝对不能在价值观的坚守上犯错误 。这次事件，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将价值观贯彻到每一个员工的行为中，是一个持续的、艰巨的挑战。

我始终强调“客户第一”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我们宁愿牺牲一时的增长，也决不能做任何损害客户利益的事情，更不用说是公然的欺骗 。2011年的诚信危机，虽然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对诚信和客户价值的承诺。它像一次严峻的洗礼，让阿里巴巴的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也为我们未来的健康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我的经营哲学

“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从阿里巴巴创业早期就一直坚持并反复强调的核心经营理念 。我深信，这是一个企业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逻辑。

我记得，大约在2006年，阿里巴巴B2B业务准备在香港上市前夕，我首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了这个观点。当时，这引起了不少争议，甚至有几位投资银行的分析师在听完我的这番话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后悔买入了阿里巴巴的股票 。他们认为，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应该永远放在第一位。

但我有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他们满意了，认可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付钱给我们，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 。而员工，则是创造价值、服务客户的核心力量。只有我们的员工对公司有归属感，工作开心，充满激情和创造力，他们才能尽心尽力地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当客户和员工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和发展之后，股东的利益自然也就得到了保障，他们也就能从企业的成长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

这个经营哲学，并非纸上谈兵，它实实在在地指导了阿里巴巴在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关键决策。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们之所以选择牺牲短期利润，大幅降低服务价格，全力帮助中小企业客户度过难关，正是基于“客户第一”的理念。同样，在2011年遭遇诚信危机时，我们之所以不惜“刮骨疗毒”，也要坚决维护客户的利益和平台的诚信，也是源于此。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那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按照惯例，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团队通常会亲自敲响开市钟。但我做出了一个不同的选择。我邀请了八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客户代表，让他们代替我们，登上了纽交所的敲钟台 。这八位敲钟人中，有中国的淘宝店主、快递员，也有来自美国的农场主，他们都是通过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普通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相信，阿里巴巴努力了十五年，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风光地站在那个台上，而是为了让我们的客户成功。因为只有他们成功了，我们才有可能成功 。这八位客户，代表了千千万万通过我们的平台创造价值、实现梦想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他们的故事，才是阿里巴巴最生动、最真实的故事。那一刻，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客户的感恩。这个看似反传统的经营排序，实际上是我对商业本质最朴素的理解：一个企业，只有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才能赢得员工的追随，并最终为股东带来长远的回报。

第五章：走向世界与风口浪尖

纽交所的钟声：八位客户的意义

2014年9月19日，对于阿里巴巴和我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阿里巴巴集团正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挂牌上市 。我们成功完成了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融资金额高达250亿美元 。这不仅是阿里巴巴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被视为中国互联网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按照纽交所的传统，通常是由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管理团队来敲响开市钟声。然而，我并没有选择自己或我的高管团队去享受这份荣耀。站在纽交所二楼敲钟台上的，是八位特殊的嘉宾——他们不是政商名流，也不是投资大佬，而是我们阿里巴巴平台上的客户代表 。这八位敲钟人，身份各异：有来自中国的淘宝网店主、一位曾经的奥运冠军转型成的淘宝卖家、一位90后台的“淘女郎”模特、一位专注于农产品电商的年轻人、一位普通的快递员，还有一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樱桃农场主，他通过天猫将自己果园的优质车厘子卖到了中国 。

为什么是他们？我的答案很简单，也一直未变：“客户第一”。我始终坚信，阿里巴巴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技术有多么领先，而是因为我们幸运地拥有了千千万万信任我们、支持我们的客户。我们过去十五年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帮助他们成功，为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只有他们成功了，阿里巴巴才有可能成功 。这八位来自不同行业、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客户，他们用自己的故事，生动地诠释了阿里巴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成功，就是阿里巴巴的成功。

所以，在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我希望将这份荣耀归于我们的客户。让他们站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向全球展示中国小企业和普通创业者的活力与梦想。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感恩——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它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感恩互联网，它连接了世界，创造了奇迹；感恩中国，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孕育了阿里巴巴的成长；更要感恩千千万万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是他们的信任与托付，成就了阿里巴巴 。

选择在纽交所上市，对我而言，沟通也更为顺畅，这使得我们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就成功完成了上市，这与此前在香港遇到的沟通不畅形成了对比 。纽交所的钟声，不仅仅是阿里巴巴一家公司成功的号角，更是对全球小微企业创业精神的致敬。

外滩峰会的直言：我对金融与监管的思考

时间来到2020年10月24日，我在上海参加了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在这个备受瞩目的平台上，我分享了一些我对当前金融体系、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创新的“非专业”但却是发自内心的看法 。我深知，有些观点可能会比较尖锐，甚至会引发争议，但我认为，作为一个在科技和金融领域摸爬滚打了多年的人，我有责任将我观察到的问题和思考提出来，供大家探讨。

我在演讲中提到，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可能并非是所谓的“系统性风险”，因为在我看来，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系统”，它更像是一个“青春少年”，其真正的风险在于“缺乏健康的金融生态系统”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能够服务于毛细血管的金融机构，比如湖泊、池塘、小溪、小河与沼泽地，而不仅仅是几条大江大河。

我还批评了传统金融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当铺思想” 。我认为，过度依赖抵押和担保，使得许多真正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和年轻人难以获得金融支持。未来的金融体系，必须建立在强大的信用体系之上，而这个信用体系的基础，应该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而不是传统的IT技术和熟人关系 。

对于国际上通行的《巴塞尔协议》，我将其比作一个“老年人俱乐部” 。我认为它更多的是在解决那些系统老化、过度复杂的“老年病”，而对于像中国这样新兴的、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来说，简单套用这些标准，可能会束缚创新和发展的脚步。世界在变，我们不能总是想着去填补别人已经设定好的“空白”，而应该思考如何与未来对标，如何适应未来的标准，如何填补未来的空白 。

我还强调，好的创新是不怕监管的，但怕的是用昨天的办法来管未来 。我们不能用管理火车站的思维去管理机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制定激励发展政策的“政策专家”，而不是只会发布各种“不许”文件的“文件专家” 。创新一定会犯错误，关键在于犯错之后，我们是否能够完善和修正，并坚持不懈地去创新。把风险控制到零，往往是最大的风险，因为它扼杀了创新的可能性 。

我知道，这些言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 。随后不久，蚂蚁集团原计划的IPO也被监管机构暂停了 。这对我个人和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挫折。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推动金融体系向更普惠、更可持续、更科技化的方向发展，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关于创新与监管如何良性互动，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未来发展，则是一个需要我们持续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课题。

风波之后：沉淀与再出发

外滩金融峰会的那番言论之后，确实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蚂蚁集团的IPO被暂停，阿里巴巴也随后接受了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并被处以了一笔巨额的罚款 。在那段时间里，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此有很多猜测和解读 。

对我个人而言，那段日子无疑是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但也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沉淀和反思的机会。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阿里巴巴这样体量的公司，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监管环境，更好地回归商业的本质，更好地为社会创造价值。

我始终相信，任何困难和挑战的背后，都孕育着新的机遇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挑战，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如何调整自身的战略和方向。正如我后来在内部信中所说，阿里巴巴要重新回到客户价值的轨道上来 。我们要做的，是认清自己，通过向“大公司病”开刀，让组织重新回归效率至上、市场至上，变得更加简单和敏捷 。

世界变化的速度太快了，尤其是在互联网和科技领域，三五年的时间跨度，就如同一个世纪之久，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工智能（AI）时代已经呼啸而来，一切才刚刚开始，对于我们来说，这既是挑战，更是巨大的机遇 。我们不能沉湎于过去的成功，更不能因为眼前的挫折而停下探索的脚步。

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我对阿里巴巴的未来，对中国数字经济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要勇于面对，勇于改变。正如我在2024年蚂蚁集团的20周年活动上所表达的那样，我对公司未来的发展依然抱有乐观的期待，相信在未来的20年里，我们还能创造更多的奇迹 。

风雨过后，我们需要的是更加清醒的头脑，更加坚定的步伐，以及对核心价值观的再次聚焦和坚守。

第六章：传承与未来——我的“退休”与新征程

卸任的思考：制度的胜利与人生的新篇章

2019年9月10日，这一天恰逢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也是我55岁的生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正式卸任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的职务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更不是外界猜测的迫于某种压力，而是我深思熟虑了整整十年的一个计划 。

我常常说，我希望阿里巴巴能够成为一家“活102年”的企业，这意味着它要横跨三个世纪 。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陪伴一家公司走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因为个人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一家真正伟大的、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公司，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它的创始人，而是必须建立在一套完善的治理体系、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理念以及一个能够持续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机制之上 。

因此，我的卸任，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人的选择，更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恰恰是一个制度传承的开始，是一个制度的成功 。我希望通过我的“放手”，能够真正将机会留给更年轻、更有才华的领导者，让他们带领阿里巴巴去迎接未来的挑战和机遇 。我相信，逍遥子（张勇）和他的团队，拥有比我更全面的知识结构和系统性思维，他们能够带领阿里走向新的辉煌 。

对我个人而言，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也绝不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退休”。我常常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工作的，而是为了享受人生的 。世界那么大，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还有很多新鲜的事物等着我去尝试，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等着我去“折腾折腾” 。我不想将来某一天，在办公室里结束我的一生，我更向往阳光、沙滩和自由自在的生活 。所以，这更像是我人生的一个新篇章的开启。

公益、教育与农业：我未竟的梦想

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的位置上卸任后，我并没有选择真正的“退休”生活，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我一直以来都非常热爱的领域：教育、公益和环保 。这些是我心中未竟的梦想，也是我认为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的地方。

早在2014年，我就发起成立了马云公益基金会 。基金会的一个核心使命，就是推动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我深知，教育是改变个人命运、促进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我曾是一名教师，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情怀 。我们通过“乡村教师计划”、“乡村校长计划”以及“乡村寄宿制学校提升项目”等一系列举措，希望能为乡村的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支持和激励那些坚守在乡村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和校长 。我坚信，“扶贫真正的目的是扶人。乡村教育振兴了，这个国家的教育才会振兴。”

近年来，除了教育和公益，我对农业领域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农业科技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 。为此，我去了很多国家，比如荷兰、日本、泰国等，考察当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渔业养殖模式 。我发现，那些农业做得非常出色的地方，往往不一定是自然资源禀赋最好的，但它们一定拥有领先的创新技术、独特的经营思路和丰富的想象力 。这些考察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甚至亲自动手，尝试种植蔬菜、茶叶、葡萄，也尝试过养鱼、养牛、酿酒等 。这些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农业不仅仅是传统的耕作，它同样需要科技的赋能和创新的思维。

基于这些思考和实践，我创立了一个名为“一米八”的农业科技品牌，希望能够运用物联网、区块链等现代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农产品的品质，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我相信，科技与农业的结合，能够为解决粮食安全、环境保护等全球性挑战贡献力量。这些新的探索和尝试，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新的激情和期待。

我对年轻人想说的话

在不同的场合，我常常会被问到，想对当下的年轻人说些什么。结合我自身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我想分享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关于职业生涯的规划，我有一个大致的框架性建议：当你20岁到30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跟对一个好老板，加入一家好公司，踏踏实实地学习如何把事情做对、做好 。这个阶段是积累经验、打好基础的关键时期。当你30岁到40岁的时候，如果你内心有创业的冲动，有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大胆地去尝试吧！你还年轻，即便失败了，也依然输得起，可以从头再来 。到了40岁到50岁，我建议你应该专注于做自己最擅长、最有把握的事情，不要轻易地去跨界尝试那些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全新领域，因为这个阶段试错的成本会比较高 。而当你50岁到60岁的时候，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培养年轻人、支持下一代的发展上，帮助他们成长 。至于60岁以后，那就更好地享受生活，多陪伴家人和孙辈吧 。

其次，我永远相信“相信”的力量。要相信未来，相信别人有时候甚至要超过相信自己 。创业的道路上，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但只要你心中有信念，永不放弃，就总能找到机会 。我经常说那句老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是绝大部分人是死在明天晚上，只有那些真正的英雄才能见到后天的太阳。” 。这句话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它揭示了现实的艰辛。所以，你必须非常努力地度过今天，才能去面对明天的残酷；你必须更加努力地挺过明天，才有可能迎来后天的美好。

再者，要学会从失败中学习。我这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拒绝和失败 。但我认为，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失败后抱怨他人，而不是反思自己 。如果你失败了，总是将原因归咎于外部环境或者他人，那么你可能永远没有进步的机会。但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问题所在，那么每一次失败，都会成为你未来成功的垫脚石 。我甚至觉得，应该多花时间去学习别人是怎么失败的，因为成功的原因往往各不相同，而失败的教训却常常是相似的 。

最后，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至关重要。创业者要勇于担当，要坚持传递正能量 。这个世界变化很快，未来三十年，技术的变革将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更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不要害怕改变，要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

终章：我思故我在——不断求索的人生

对成功与失败的感悟

回首我走过的这几十年人生路，如果说有什么词语与我紧密相连，那恐怕就是“失败”与“拒绝”了。从年少求学开始，我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考重点中学失败了两次，考大学更是屡战屡败，经历了三次高考的洗礼才勉强过关 。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更是处处碰壁。我曾经申请过三十几份不同的工作，结果都被拒绝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肯德基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我的家乡杭州招募员工，24位应聘者中，录取了23位，而我，就是那唯一被刷下来的一个 。这些经历，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现在回想起来，它们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们让我过早地习惯了被拒绝，也让我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坚持。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聪明，也不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幸运。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就，那或许只是因为我比别人多了一份毅力，一份在最困难、最绝望的时候，依然能够咬紧牙关再多坚持一秒钟、两秒钟的韧性 。

我常常对我的同事和年轻的创业者们说，成功的原因可能有千千万万种，但导致失败的原因，往往就那么几个 。所以，我们不仅要学习别人是如何成功的，更要花时间去研究别人是如何失败的，从他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创业者而言，被拒绝是家常便饭，你必须学会习惯它。如果你不能承受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就像一名拳击手无法承受对手的重拳一样，那你怎么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呢？。在我看来，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不是跌倒，而是放弃。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还愿意站起来继续前行，你就永远都有机会 。

我的人生信条与不变的追求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人生信条，那便是“永不放弃”这四个字，以及对未来永远怀抱着的坚定信念 。我相信，只要心中有梦想，并且愿意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学习，每一个人，无论出身如何，背景如何，都有成功的可能 。

我始终认为，做企业，赚钱固然重要，但绝不能仅仅是为了赚钱而存在。一家伟大的企业，必须要有超越商业利益的使命感和价值观，要致力于为社会解决实际问题，为他人创造真正的价值 。阿里巴巴从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使命——“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正是我们所有努力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个使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永远不会改变 。

我知道，未来的世界将会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持续变化，新的挑战和新的机遇也会层出不穷 。面对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保持一颗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永远保持对新知识、新事物的学习热情，永远对未来抱以乐观积极的态度。

我的人生，不是一场被预设好轨迹的旅行，而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求索。在这个过程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有鲜花和掌声，也有误解和质疑。但正是这些丰富多元的经历，塑造了今天的我，也让我对生命本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思故我在，只要我还在思考，还在探索，还在努力地去拥抱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的人生旅程就将永不停歇。